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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面孔朝后”的巴黎

谷立立 豆瓣 2020年03月12日
简介by 谷立立 在《人性的,太人性的》一书中,尼采曾把诗人比喻为“面孔朝后的生灵”...

by 谷立立

在《人性的,太人性的》一书中,尼采曾把诗人比喻为“面孔朝后的生灵”。这意味着,哪怕面前摆放着尖端的黑科技,诗人也会从中找到一点旧时的痕迹。“所以人们可以用他们作通往遥远时代和印象的桥梁,通往正在或已经消亡的宗教和文化的桥梁。他们骨子里始终是而且必然是遗民”。于坚正是如此。1994年,40岁的他操着一口昆明腔的法语,第一次来到巴黎。和许多对巴黎抱有浪漫憧憬的异乡客一样,他不止一次地想象这里“一定是个闪闪发光的地方”,遍地是高楼大厦、玻璃幕墙,“就像那些未来城市景观图所描绘的那样”。

然而,现实永远不能满足诗人的想象,越是以为会有太多光鲜的场景,越能发现自己的可笑。当他清晨醒来,打开窗子向外张望,眼前出现了一个灰蒙蒙的旧巴黎:“一群麻木不仁的鸽子正在天空飞渡,几乎可以看见地平线,没有什么建筑物高耸入云”。这是《巴黎记》的第一篇,也是于坚对巴黎的初印象。用他的话说,这“就像一场原子弹爆炸”冲击着他自以为稳固的世界观,让他一头扎进这个灰色天空下的灰色城市。他坚信,这个世界没有哪座城市会像巴黎一样,崇尚19世纪的“过时而致命”的美学,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出如此浓烈的“过期”味:“过期的宴会、过期的地下道、过期的电线杆子、过期的墙壁、过期的情人、过期的柱子、过期的表白、过期的墙垛、过期的剧本、过期的台阶、过期的座位、过期的雨篷、过期的孤独和忧郁”。

这里的“过期”,当然不是贬义词。因为于坚自己就是一个“过期”的人。他年轻时正值知识匮乏的年代。彼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巴尔扎克、雨果、大仲马、波德莱尔的体验,就像站在远处旁观“外省生活场景”。多年以后当他真正走入巴黎,才知道作家笔下的一切并非纯粹的虚构。因为文学是一种语言创造的现实。19世纪法国作家拥有超强的写实能力,他们写现实,“好像都抬着摄像机,场景写得非常精细”。似乎是要与他的文学导师保持同步,于坚把细节提上了日程。于是,巴黎就像他看到的那样,活在逝去的时光里,将实用主义远远抛开:人行道上的隔离桩,像极了中国戏剧里的小丑;坐在塞纳河边的铸铁长椅上看风景,就像打开了一幅山水卷轴;雨后铁栏杆上渗出的点点水珠,则是隐藏在铸铁内部的哀伤……

同时,巴黎也是神秘的。这里有太多幽深的角落,塞满了裹着厚厚灰尘的历史记忆。于坚自称住在城市的废墟上,更愿意成为废墟的掘土人。《巴黎记》中,他不止一次地提到门。他相信,“那些幽暗走道里的铁一样纹丝不动的门”既是通往不同地点的入口,也是跨越时代阻隔、回到过去的捷径,“可以从17世纪的门进去,从19世纪的门出来,从18世纪的门进入一栋公寓,从20世纪的门进入某个房间”。这样一来,我们完全可以从《巴黎记》中读出一点穿越的味道。书中的63篇随笔以日记的形式罗列而出,将他26年间多次造访巴黎的感悟糅合在一起,连同他的读书笔记、他随手拍下的照片,营造出一个梦一般的巴黎。

没错,梦境。自从来到巴黎,于坚就再次回到了青春的梦境中。他时而追忆罗兰·巴特之死,时而徘徊在普鲁斯特的旧居前,时而谈论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,仿佛要把他的巴黎之行变成一次精神朝圣。但他也知道,优秀的诗作从来不是名言警句、哲学思想、历史典故的叠加,而是生活的延续。因此,为了记录巴黎的生活,他必须走进巴黎的街市。他在不同时间(早上8点、早上8点半、早上9点)、不同地点(寓所窗口、旅馆阳台、林荫大道)观察这个城市,想要从光影迷离的影像中寻找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孔。他相信巴黎的每个阳台都有一个叫贝姨的妇人,正穿着睡衣在各个房间里浪游;他怀疑对面提着塑料袋慢慢走过来的老头子,就是高老头的后裔:他们迟缓的动作、苍老的面容,完美诠释了巴尔扎克的笔法。

这样的巴黎就是偌大的客厅。于坚情愿走上街头,将手艺人、酿酒师、面包师、肉贩子统统请到自己租住的公寓里,听他们讲述身边的轶事。这些故事从洗衣房、面包坊、菜市场,逐渐扩散到公园、广场。这是巴黎特有的美感,数百年间就像“被上了发条似的”,始终“嘀嘀嗒嗒,按部就班,慢条斯理地进行着”,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有丝毫的走样。只是,谁都不能武断地将这种美与年轻、前卫、时髦画上等号。在巴黎,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照样会涂着口红,缓缓地从18世纪的巷子里走来,不带一丝窘迫地站在玻璃橱窗前“看那些令她动心的裙子”。甚至,如果不嫌体弱,她也可以与年轻的粉丝一起端坐在沙龙里,倾听来自东方的诗人朗诵他写的诗。而这位来自东方的诗人呢,则会想起他的外祖母。她和台下的巴黎女士一样,“总是在下午3点左右出门,穿过铁局巷,穿过坐在人行道上一个接一个的货郎”,先吃一碗馄饨,再听一场戏。

这不就是生活吗?熟悉于坚诗作的读者对这样的描述,应该不会太过陌生。《巴黎记》就是一首长篇叙事诗。诗人流连在街心花园、跳蚤市场、旧书店、咖啡馆里,有时“胡话连篇冗长混乱”,有时“混杂着叙述、解释、思辨、诗歌、短篇小说和箴言”。但不管他写了什么,《巴黎记》注定是于坚的私人记忆。在巴黎的日子里,他总会想起他远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故乡昆明,和他曾经居住过的尚义街6号。那里有一栋法式的黄房子,他曾为它写下长长短短的句子。这正应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-斯特劳斯的话,“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,由他所见过、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,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、生活,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的那个世界去。”如果没有经年累月的阅读体验,如果没有与于坚相似的生活经历,恐怕很难进入他的世界。说到底,《巴黎记》不是游记,不是回忆录,更不是文学评论。这是一个男人对远去时光的回望。他带着诗人的敏锐善感,将快速向前的当代社会抛在脑后,自顾自地吟诵着经典作品的句子,在它们的陪伴下回归他的精神原乡。

南方都市报·阅读周刊 2020.03.0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