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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期读书:治水神话

菠萝斯基 2021年04月07日 书籍名称:东方专制主义 书籍作者:魏特夫 来源:豆瓣 热度:21

读书如晤友,毋庸求全,但能心有戚戚,便算开卷有益。

探讨国家的起源,绕不开卢梭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形态,绕不开卡尔·A·魏特夫的《东方专制主义》。后者提出的“治水社会论”,集成了卢梭的“社会契约论”和马克思的“亚细亚生产方式论”,在学界影响深远,当年《河殇》籍此开篇,黄仁宇亦其拥趸。

“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社科学者想从纷茫事件中提取关键诱因,让历史的演进因果分明。然而人是天地的异数,每一段社会历程都潜藏着无限的信息。物理规律可以在严格受控的实验中求得,人世法则却难以定量分析。实证面前,所谓普适理论不过是削足适履;观点剥皮,无非是价值观的演绎。有人揶揄:“科学要么是物理学,要么是集邮”,社科研究天然带着个体的立场和处境,也就注定只有“一家之言”,不存在四海皆准百世不悖的定理。

对此卢梭很坦率:“我们此时所从事的研究,不可作为历史的真像,只算是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论。它适于解释事物的本性,并不适合于其真正的起源”。把真像与本性分开看似荒谬,却与休谟“应然不等于实然”、萨特“存在先于本质”的说法暗合。勿须讳言社科研究的主观性,它本就属于价值命题,也是一种自我知识。如果没有上帝来预定一切,人总要在不断的自我体认和自我设计中确认位置、发明价值、获得本质,将自己推向一个合目的性的未来。

马克思更直截: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,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”。科学务真,哲学求善,己之所善,必施于人,既是满满的情怀,也有危险的自负。《圣经》说,“有些道路,看来正直;走到尽头,却是死路”。解释世界也好,改造世界也罢,都要自承有限的边界、宽容异己的存在,别把一家之言供上神坛,为了建成天国而在人间制造血海。

说到底,所谓历史不过是时间的残骸,迷魂谁能招返?且对照着现实的轮廓,思想为刃,自由剖解。

一场洪水改变了世界,很多民族都有类似的神话。

“在中国,传说中政府治水工程的发轫者大禹,就是从一个最高的治水管理者做到国王的,他后来成为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的奠基人”。

“治水社会论”认为,由于水利工程请求着一种极端严谨的管理制度,以获得最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及其效能,使得权力被高度集中在管理者手中,只消改变指令,水利组织的职能就迅速实现了向国家机器的转换。正如传说中,禹挟借治水的大义和功勋,通过驱逐共工、擒伏“无支祈”和屠杀防风氏一步步确立了威权,逼使帝舜退位野死苍梧,终于从治水公仆走上了权力巅峰。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,禹的至高成就,也是治水的最终成果,是在历史上首次划分了“九州”与“五服”的版图,作为征收赋税、劳役和镇压叛乱的指南。自此,原本松散治理的部落联盟、“帝力于我何有哉”的尧舜时代宣告落幕,“溥天之下莫非王土”的铁桶江山呼之欲出。

神话毕竟不能引为实据。要说中国社会形态肇基于水利文明,但上古大型水利工程的存在与否、历代水利建设的地位如何都颇为可疑。而大禹治水传说早被顾颉刚考证是春秋战国之后的层叠累积,尤其是《禹贡》,看似传述过往,实则勾画未来,即所谓“整齐故事”、“托古改制”,是招唤秦汉大一统的先声,在绵延乱世中企盼着如大禹般平定天下的圣主。

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,而谁以易之?”,孔子的比喻恰可作为注脚。滔滔洪水指代的不仅是天灾,更是礼崩乐坏、沧海横流的人祸。在当代,福山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认为战争和暴力是铸造国家的洪炉,任不寐《灾变论》认为极度频繁的“灾变”构成了专制主义的底色,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:为了“治水”,为了应对残酷的灾害或竞争,需要汇聚更强大的公共权力,从而催生了专制政权。比如古罗马共和国在紧急状态下推举独裁官,又如《英雄》、《大秦赋》里歌颂的秦王扫六合。只有在一个统治者的羽翼下,天下才能获得太平,这是先秦诸子的共识,即便热爱自由的庄子也提不出君主制的替代方案。而最后能在军事竞争中胜出的,不是儒家推崇的“保民而王”的仁者,只有军国化程度最高、动员能力最强的秦国。

由治水开始,到专制结束,神话预示了东方农耕文明的宿命。就像《禹贡》代表了禹的成就,拿破仑把《法典》当作毕生光荣,秦的不朽功业不是统一天下或万里长城,而是以登峰造极的君主专制标记了未来的中国。

霍布斯把国家比作来自深渊的利维坦,是统治的工具,也是秩序的调控者。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,却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,所以“社会契约论”承认国家是必要的恶,人民为了秩序而服从统治,为了安全而让渡自由。

《英雄》里的秦王信誓旦旦,统一天下为解战乱之苦,可是“六王毕、四海一”之后,天下万民却无路可逃,只能乖乖地去修长城、建陵墓。

不仅如此,当版图的扩张和对民力的攫取到达极限,武装叛乱成为对暴君最后的制裁。帝国却将自己的失败化为社会的失败,将自己的死亡化为天下大乱,然后借此重生——它死亡时,将整个社会拖入极端的混乱,使人民欢迎任何一种秩序,哪怕是过度的秩序。然后,正如我们看到的,新的强者打出“救星”、“恩主”的旗号,帝国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欢呼声中凤凰涅槃。

编户齐民、流官郡县、定于一尊,如臂使指……百代都行秦政法。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成就了虽远必诛的威仪和万邦来朝的盛世,而权力无可遏止的僵腐或滥用,也酝酿了一次次改朝换代和狂飙跃进的灾祸。对比2000多年来欧洲和中国的人口曲线,西方两次显着的人口下降主要因为瘟疫,中国则是如同过山车般的大盛大衰、治乱循环。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里提到,在十四世纪,近代世界的入口处,欧洲的分裂与中国的统一产生了完全背道而驰的结果,“皇帝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的航行”。冷峻森严的专制秩序捆绑了整个国家和人民,从冬天的童话到春天的故事,都不过是统治者的一念抉择。

因此,在鲁迅看来,中国历史只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。哈耶克激愤告诫,任何放弃基本自由以换取短暂安全的人,最后既得不到安全,又失去了自由。

也因此,以“社会契约论”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政治文明,其精义不在于为了自由去否定集权,更绝非“一人一票”可以简单概括,而是要探索怎样在确保国家高度效能的同时,防范权力蜕变为恐怖的洪水猛兽。美国宪法的起草者坦承,在设计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,最大的困难是:首先必须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,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。福山在《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》中提出,只有国家权威、法治、责任制政府三大组件的平衡并进,才能打破混乱——专制的死循环,才是达到长治久安的正途。

只是理论总受限于特定的时间或语境维度。“从长远看,我们都死了”,人通常只能顾及眼前,被现实逼迫,随惯性滑动,让历史以吊诡的方式不断重复。

2013年布拉德·皮特主演的《僵尸世界大战》里有一个情节让人回味无穷:僵尸病毒爆发,源头隐约指向曹县。曹县最高领袖命令全国人民一夜之间拔光嘴里的牙齿,有效抑制了病毒的传播,反而让曹县成为全球唯一的净土。

如今新冠疫情,自诩“自由之地、勇者之乡”的西方一片狼藉,而在东方,“马克思加秦始皇”统御人民抗疫成功,充分体现了治水型社会应对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优势。看似鲁迅和哈耶克的棺材板快压不住了,就让全世界都来羡慕曹县吧,这里独享不戴口罩的自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