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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“理想国”的破灭

煎茶 2021年09月13日 书籍名称:祥瑞 书籍作者:张向荣 发布者: 来源:豆瓣

介于两汉之间,国祚只有短短15年的新朝在历史上只是短暂的插曲,是不被承认的闰位。关于其创立者王莽的事迹,更是晦暗不明。王莽早年以道德君子的形象步入政坛,他处处效仿周公,却篡夺了汉家社稷,最终作为反虏被杀,其一生展现了复杂的多重面相。传统上,王莽被视为包藏祸心的篡位者;晚近以来,学界对王莽不乏肯定的声音,他被称为政治家、改革家,甚至被称作“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”;在现代网络世界,他又因种种改制举措被描绘为“穿越者”。但这大多是附会之谈。抛开这些标签,张向荣的《祥瑞:王莽和他的时代》一书没有预设立场,而是以大量史料带领读者尽可能回到王莽身处的时代,讲述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民众心态,展现了王莽及其家族、刘氏皇族、儒家经师、官僚士大夫等围绕权力展开的角逐,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,进而理解其所做的选择。

汉室与外戚

今天看来,自秦始皇统一六国,中国就步入了大一统时代。但汉朝建政之初,时人对历史走向却是茫然的。在历史的惯性之下,汉初实行“郡国并行制”,在地方上继承秦朝的郡县制,同时又分封同姓诸侯国,郡国两制并行。为了对抗功臣与诸侯,皇帝将外戚纳入皇权,作为制衡的工具。

汉初郡国

经过数代经营,汉朝皇帝削弱了宗室,将诸侯领地郡县化,完成了中央集权。而汉朝的统治策略,虽然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似乎是以儒治国,但后来的汉宣帝则明确指出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?”换而言之,“汉道”就是披上儒学外衣的“秦制”,而非儒家梦想的“周政”。就具体施政而言,汉宣帝沿袭历朝使用外戚来巩固皇权的传统,构建了中朝外戚与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,外戚因此掌握了巨大的世俗权力。王莽所在的王氏家族就是作为外戚而崛起。但外戚的地位也具有不确定性,随着新主登基,旧的外戚往往会退出政坛,这一更替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权不会旁落。汉哀帝登基后,随着其母族、妻族得势,王氏家族一度失势,王莽也被逐出了长安。

儒术与灾异

西汉中后期,在皇权的推崇下,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。在公孙弘等儒臣推动下,儒家逐渐垄断了仕途,儒生成为帝国官员的后备人选;董仲舒的《春秋决狱》使儒家经义成为司法标准,他所提倡的天人感应、灾异论说等理论也深深融入了当时主流的公羊学说。

儒术进入了帝国的政治实践,儒生们也逐渐被皇权收编,双方彼此各取所需,儒生们把控了帝国的意识形态,但儒学也因此越发官方化,成为统治工具,逐渐失去了自身独立性和批判精神。儒学逐渐演变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,在鬼神观念浓厚的汉代,又与灾异、符命密切相关。历史记载中的很多大儒俨然如阴阳师一般,能以天象判断人道,作出预言。

儒学既然掌握了对天命的解释权,就与比世俗权威的更高权威联系在了一起。一段时间里,这套说辞是有效的,对君主具有匡正作用。但随着时间流逝,任何懂得经学的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目的解释灾异,细看当时对灾异抑或祥瑞的解释,很多荒诞不经,完全可以随意解释,甚至被当做政争工具。但就当时社会文化心态而言,仍旧有信奉这套学说的浓厚社会氛围。如汉哀帝时面对天命中衰的议论,就推动汉家再受命,并改元易号。

而要知道如何制礼作乐、解释灾异祥瑞,惟有修习儒学。作为王氏家族中弱势的一支,王莽选择了把自己变成儒生,并主动与贤达交往,赢得了朝野赞誉。其为人恭谨,至孝至悌,勤学守礼,在家族中脱颖而出。在此后夺取皇位过程中,王莽也将频频依靠祥瑞的力量。甚至在新朝接连兵败,风雨飘摇之际,王莽在南郊举行了“哭天大典”,以求天救,这也很难说尽是做戏,而多少是其儒学信仰的表现。

改制与失政

西汉末期多名皇帝在位不久。汉哀帝死后,王莽在姑姑太皇太后王政君支持下,重返中枢,担任大司马,获封“安汉公”,其女贵为皇后,王莽的权势如日中天,他自比周公,掌握了汉朝的国政,终于有机会实践儒家改制的理想。首先推行的是制礼作乐,如追谥孔子,建设明堂、更定官名等,这无疑得到了儒生儒臣们的拥护,各种祥瑞、符命接踵而至。最终,王莽不再满足于摄政,而是决定按照“有德者居之”的儒家信条,由自己这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以禅让形式成为皇帝,实现王者的德位统一。在54岁那年,王莽接受禅位,建立新朝。接着,他开始展开了建立儒家“王制”的核心改制,即推动社会消除贫富,以君子统治小人,王者垂拱而治,以德治天下。具体举措,包括实行王田制、拯救奴婢、实行酒、盐、铁等专卖,从而节制资本。

虽然改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西汉后期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问题,改善民生,但新朝的改制没有改变秦制的核心,只是为之披上了一层“王制复古”的外衣,甚至在极端儒家理想的指导下,进一步加重了民间负担。更糟糕的是,王莽的政治运作能力之低下在成为最高统治者之后逐渐暴露无遗。一方面,他基于华夷之分,试图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以中国为尊的差序国际秩序,结果引发了与匈奴等周边各族的战争,严重消耗了财政资源。另一方面,他不信任臣僚,刻意包揽大小事务,并荒唐地以为更定制度后,“天下自平”,官僚可有可无,加上各类改名定制,使得官僚队伍陷入瘫痪,一时民变四起,不乏中下级官僚参与其中。

在对圣王幻象的执着中,王莽性格中固有的偏执残忍也愈发显现出来,他众叛亲离,陷入了求仙的癫狂中。

败亡与余绪

王莽的军队在昆阳之战等战役中接连失利,军事上已回天乏力。绿林军进逼长安,王莽最终死于乱军之中。又经历了多年混战后,汉宗室刘秀讨平群雄,建立了东汉,延续汉统。

王莽虽然身死,但他的影响却依然存在,刘秀缔造的王朝延续了许多新朝的特质。儒家经学以及相关的符命、灾异、祥瑞等都是东汉信仰世界的重要部分,刘秀本人深信谶纬,并基本延续了新朝的封禅、宗庙等礼乐制度,并着力解决土地兼并问题。并且,大量新朝官员加入了刘秀的队伍,摇身一变成为东汉官员。

不仅如此,王莽开创的“禅让”模式成为后世篡位权臣的标准操作,但在作者看来,更重要的是,“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,那种旨在驯服君主,用天人感应、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,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,渐渐失去了感召力”。东汉儒学就此回归了“王霸之道”的格局,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。

王莽凭借外戚身份攀爬到权力顶峰,自比周公,继而凭借儒学对“王道”的追慕以及天人感应学说自命圣王,取代了刘氏,建立新朝。但最终使他的王朝瓦解的,除了他性格中固有的偏执,还有他近乎迂腐地执着于儒家的“王道”学说,试图削足适履,将现实套入儒学经典中的框架,却又难掩其政权的“霸道”之实,以致内外政策诸项举措接连失当。实际上,即便王莽更富治世之能,并作出调整,最终他建立的王朝也不会是儒家的“理想国”,这只能是停留在经学典籍中的空中楼阁。儒学终究无力驯化君主,此后,“二千年皆秦制也”。